中华文化和传统美德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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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化和传统美德的关系图如下：

中华文化是指中国传统的思想、价值观念、艺术、文学、道德规范以及各种传统习俗等的综合体。传统美德则是指在中华文化中被广泛传承和崇尚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

中华文化和传统美德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关系，它们互相影响、相互依存，共同构成了中国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和道德基石。

首先，中华文化是传统美德的源头和根基。中华文化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底蕴，它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强调仁爱、诚信、忠孝、谦逊等传统美德。这些传统美德在中国社会中被广泛传承和崇尚，成为人们行为准则的重要依据。

中华文化通过教育、文化传媒等渠道，将传统美德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使之成为中国社会的共同价值追求。

其次，传统美德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美德是中华文化的精髓和灵魂，它们体现了中国人民的道德追求和行为规范。诚信、仁爱、忠孝、谦逊等传统美德在中国社会中被广泛崇尚，成为人们为人处世的准则。

传统美德通过故事、神话、文学作品等形式传承下来，深深植根于中国人的心中，影响着他们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

中华文化和传统美德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的。中华文化为传统美德提供了思想理论和道德基础，为其传承和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支撑。

传统美德则通过实践和应用，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华文化，使之与时俱进。中华文化和传统美德相互交融、相互渗透，共同塑造了中国社会的道德风貌和价值观念。

中华文化和传统美德的关系图可以理解为一个循环的过程。中华文化是传统美德的源头，而传统美德则通过实践和应用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华文化。这种循环的关系使中华文化和传统美德在中国社会中得以长久传承和发展。

总之，中华文化和传统美德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关系。中华文化是传统美德的源头和根基，传统美德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相互促进、相互影响，共同构成了中国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和道德基石。

中华文化和传统美德的关系图展示了它们之间的循环关系，使它们在中国社会中得以长久传承和发展。这种关系的存在对于维护和传承中华文化和传统美德具有重要意义，也为中国社会的和谐发展提供了坚实的道德支撑。

思想道德建设和教育科学文化事业建设的关系

知识文化修养与思想道德修养是相互促进的统一关系。良好的知识文化修养，能够促进思想道德修养；加强思想道德修养，能够促进知识文化修养。二者不是一回事，但是可以统一起来。

(1)掌握科学知识和文史知识，崇尚科学、反对迷信和伪科学，提高知识水平和理论水平，有助于自觉地树立正确的思想道德观念，增强辨别是非的能力，作出理性的行为选择，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反之，缺乏知识文化修养，就容易是非不分，善恶难辨，甚至走上违法犯罪的邪路。

(2)提高思想道德认识，重视思想道德情操，坚定理想信念，有助于增强学习的自觉性，掌握更多的科学文化知识，提高知识文化修养水平。

知识文化修养的含义

人们在科学知识、文史知识、艺术欣赏等方面自我教育、自我提高的过程，就是知识文化修养。学习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知识，用人类创造的科学文化知识武装自己的头脑，是知识文化修养的重要内容。

思想道德修养的含义

人们通过自省、自律等方式，不断提高思想道德认识、思想道德判断水平，陶冶思想道德情感，养成良好行为习惯，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树立崇高理想的过程，就是思想道德修养。

传统伦理道德文化和社会主义道德文化的关系

想观念是行动的先导，没有创新文化就很难有创新行动。我们要建设与创新型国家相适应的创新文化，就必须首先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大力推动文化创新。

一、文化内容要创新。文化内容就是文化所表达的观念、知识体系，是文化的价值所在。文化内容本来就是反映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精神成果，是与客观世界、社会实践、意识活动密切联系的。但它一经成为思想观念，又有相对的独立性和传承性，因此就有了世代相承的文化传统。文化传统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当代文化也有先进和落后、科学和迷信之分。要使我们的文化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就必须剔除糟粕、改造落后、反对迷信、推陈出新，这是决定文化生命力的根本问题。对于文化传统中守旧倒退、反对革新图强的观念，对于文化传承上“言必称圣人”、“六经集注”、不敢独立思考的愚昧行为，坚决要清除。真正的文化建设者要自觉从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柽梏中解放出来，大胆探索，开拓创新。对于“斗争哲学”指导下的“斗争文化”也要改造成为建设和谐社会的“和谐文化”，为建设和谐社会和创新型国家创造良好的文化氛围。当然，改造不合时宜的守旧文化只是创新的内容之一，更重要的是要让整个民族的创造精神和聪明才智奔涌而出，依据新的实践、新的生活创造出更加丰富多彩的文化来。例如，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就是文化内容创新的新途径。过去，我们只知道文化创意只能依靠个人的头脑，现在却有了文化内容生产的“加工厂”，一个个知识库，一本本的信息总汇、一部部动漫产品、一款款游戏软件就在那里生产出来了。这是基于知识创造力、文化资源、信息数据、科学技术和互联网这个载体，通过创意、加工、生产、流通的融合而为社会创造精神文化产品和物质财富的新模式，它是科技和文化高度交融的产物。借助于这些先进手段，文化内容的创新将会更加突飞猛进，人们的智慧将会被转化为巨大的创造力和内容资源。

二、文化体制要创新。文化体制改革就是文化体制的创新。事实已经证明，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传统文化体制已经同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市场经济体制不相适应，同广大人民多样化的精神文化生活不相适应，同日新月异的文化传播技术的革命不相适应，同各级政府转变职能、依法行政的要求不相适应，同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参与国际竞争的形势不相适应。必须通过改革创新文化管理和生产、流通的体制。创新文化管理体制，是理顺政企关系的关键，要加快建立党委领导、政府管理、行业自律、企事业单位依法运营的新体制，形成职责明确、反应灵敏、运转有序、统一高效的宏观调控体系；要切实转变政府职能，落实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的要求，理顺政府、企业、事业、中介组织的关系；要加快法律和政策体系的建设，使党政部门对企事业单位和市场的管理主要用政策调控和法律规范，而不是直接干预企事业单位的生产经营；要改变资产管理上的混乱状况，做到产权清晰，授权明确，出资人到位，经营性资产要保值增值，非经营性资产要绩效挂钩，权责明确，考核到位，奖惩分明，使国家投资有实效。创新文化生产体制，增强微观生产组织的活力。去年12月下发的中央14号文件已经明确了方向：经营性的文化生产单位，都要转变成文化企业，以转企改制为重点，着力培育新型文化市场主体，解决长期游离于文化市场之外的问题，转变之后，按照不同的准入扩大投资融资，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做强主体，壮大实力。公益性的文化单位应分为政府兴办和政府扶持两种类型，政府兴办的一定按照新的要求加大投入、全力办好，政府扶持的应当是任务明确，政策明确，采用政府项目委托、政府采购和加工订货等方式方法给以支持，养事而绝不养人。其内部要深化改革、转换机制、增强活力、改善服务，加快三项制度改革，严格岗位责任制。公益性单位有经营项目的，要实行宣传业务和经营业务“两分开”，经营的部分要单独成为公司，企事业人员不能混岗，企事业收入分别核定，各自按照自己的规则管理。市场体制的创新，要以培育现代市场体系为重点，主要是构建统一高效、竞争有序的大流通、大市场，打破计划经济造成的行政垄断、条块分割、地区封锁、城乡分离的落后格局，推广物流配送、连锁经营、网络共建、电子商务等新型业态，为文化产业的发展和文化产品的流通打造平台。与管理、生产、流通体制相关联的各个环节也要相应创新，形成社会主义文化的新体制。

三、文化机制要创新。性质决定体制，体制决定机制。一旦文化单位的体制确定了，机制创新就要跟上去，否则文化单位的体制和机制就成了“新瓶装旧酒”的关系，很多翻牌公司之所以面貌依旧，就是内部没有“化学变化”。创新文化事业的机制，主要是解决事业单位活力不强、资源浪费、效率低下和没有科学考评业绩的问题。通过改革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参与、财政扶持、政策引导的公共文化服务新机制。事业单位内部的重点是改革内部人事、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以责定岗、以岗用人，全员公开竞争聘用，实行项目责任制和岗位工资制、业绩考核制，增强活力，改进服务。文化企业要实行完全的企业运行机制，要在弄清家底、清产核资的基础上，明晰现有存量资产的产权，合理界定产权归属，做好资产评估和产权登记工作，建立完善的资产经营责任制，保护投资人的权益。落实法人治理结构，实施企业的财务、税收、社保、劳动、人事、分配制度，使从业者各尽所能，各展其才，创造力得到很好的发挥。要创新文化企业的发展模式，通过民营企业的参与，以产权交易，共同合资、联合开发，参股经营等方式优化企业的资本结构。在确保国有文化资本主导地位的前提下，鼓励收购、兼并、重组、股份制改造，以形成文化资本向优势企业集中和优胜劣汰的机制。要引入社会主义市场机制，以市场机制配置文化资源和文化生产的要素，明确市场准入、产品准入、职业准入和岗位准入的条件和规则，实行公开、公正、公平的竞争。同时，要制定和完善企业、事业和人员退出的机制，做到单位有生有死，人员能进能出，收入能高能低，打破现行的文化单位户头只生不死、人员只进不出、收入只高不低的僵局，给文化市场注入活力。在某种意义上说，机制创新更带有根本性和彻底性，是创新的关键。

四、文化形式要创新。内容和形式的统一是唯物辩证法的根本原理，文化内容的创新必然要引起文化形式的创新。随着文化内容的不断丰富，表达不同内容的形式也要相适应，提倡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是我们发展文化的一贯思想。这里重要的是三点：一是人类创造的一切有益的文化样式和传播形式我们都应该继承和发展，搞创作的不要轻视表演，搞理论的不要排斥文艺、搞教学的不要贬低科研……自古以来，文化就是多种样式的生产和多种形式的传承，口述、面授、演唱、书写、著书、办报、出刊、以至到电话、广播、电视、**、音像、互联网，从一对一、面对面到一对多、远距离的文化传播形式，都在不断发展和变化。一切有民族性大众性科学性现代性的文化形式都应让其自由发展。二是一切被时代淘汰、已经没有生命力或者濒临灭亡的腐朽文化形式就应该让它死亡，不必再费九牛二虎之力让它死灰复燃。例如占卜文化、封建迷信仪式、封建宗族、宗教、宗法文化习俗，没有进步意义的语言、文字……等等，这和创新是背道而驰的，也是和继承优秀文化传统是格格不入的。三是对一切新事物新发明新技术新文化要用宽容的积极的态度去对待，要认识它研究它利用它管理它，趋利避害，为我所用。人性化、人道主义、迪斯科、流行音乐，意识流、互联网等等新文化观念和样式在中国的遭遇和其不可抗拒的生命力就有深刻的教训。你不懂的东西不要先反对，不要自命不凡地去否定别人的创造。广大人民群众是创造现代文化的主体，对于他们基于生活的创造，我们应善用其心，善待其成。在国内应当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国际上应当支持多种文化并存，互相竞争，在竞争中取长补短、共同发展，使我们文化表现形式呈现出“万紫千红满园春”的繁荣景象。

五、文化科技要创新。文化与科技始终是相伴而行的、文化观念的每一次创新都推动了重大科学技术的革命性变化，而科学技术的每一个进步又使文化实现了新的飞跃。到了信息时代，文化的科技含量越来越高，文化与科学技术的交融发展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文字技术的发明，使实体文化得以产生。造纸和印刷术的发明，使文化能够大量生产和大面积的传播，文化积累有了现实可能性。无线电技术催生了电话、广播等远距离传播文化的载体。磁光电技术的成熟，就有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录音、录像、**、电视、光盘等文化产品。而方兴未艾的互联网技术、数字化技术，又把人们带到了一个无国界、无空间的文化世界。这些神奇的变化，其源概出于科学技术。所以，我们要高度关注文化生产和传播的科学技术创新问题。目前的实际问题是，国有文化生产单位，由于投资不足、机制不灵、技术落后、装备陈旧、人才奇缺，没有科技创新的动力和能力，而国有体制外的文化企业，是在市场体制中成长起来的，机制灵活，实力渐强，依靠科学技术的进步，谋取竞争优势的欲望强烈，在人才和技术方面优势明显。国企与民企之间由此产生的市场实力和价格差别已经表现出来，但在国际竞争中都是由于科技水平的限制而处于劣势。这就需要我们在引进、消化、吸收国内外已有先进科学技术的同时，大力支持文化单位创新科学技术，用互联网、数字化等最新技术改造我们的文化生产和传播的方式方法，发明、革新、创造新的文化产品生产和传播、流通的科学技术，以最先进的技术装备文化产业，推动先进文化的建设，增强中国文化的影响力。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必须继承和发扬一切优秀的文化，必须充分体现时代精神和创造精神；必须具有世界眼光，增强感召力；必须结合新的实践和时代要求，结合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积极进行文化创新，努力繁荣先进文化，把亿万人民紧紧吸引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伟大旗帜下。这里的三个“必须”就是对我们文化战线提出的战略任务和要求。我们一定要深刻理解党中央的战略思想，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进程中率先实现文化创新，使古老的中华文明在我们这个伟大时代更加灿烂辉煌。

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思想内容丰富，多姿多彩，良莠并存。

其中，虽然有受到一定的历史的、阶级的、社会的局限的道德旧识；但更有反映中华民族道德上的文明进步，体现全人类道德文明的具有长久思想价值的道德智慧。

1，源远流长的中国伦理道德思想，始终贯穿着一种可以称之为“公忠”的道德精神。从《诗经》提出的“夙夜在公”，《书经·周官》提出的“以公灭私民其允怀”,直到王夫之的“以身任天下”、孙中山的“天下为公”、“替众人服务”，都奔涌着“国而忘家，公而忘私”，为国家、民族而献身的精神。也正是在重视整体精神的影响下，出现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为国家、为民族、为整体的利益不息奋斗的崇高爱国主义精神。中华民族在自己的五千年文明史上，之所以能历经磨难，长兴不衰，具有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和坚忍不拔的民族伟力，就在于我们民族有着这种“廓然大公”、爱国、爱民的崇高道德精神。

正由于这种重视整体利益,把国家、民族利益放在首要位置的根本道德价值取向,中国传统道德在个人与他人、社会、群体的关系问题上，始终强调“舍己从人”、“先人后己”、“舍己为群”。在“义”与“利”的关系上，把代表整体利益的“义”,放在代表个人利益的“利”之上，强调“义以为上”、“先义后利”、“义然后取”,主张“见得思义”、“见利思义”，反对“见利忘义”。尽管董仲舒和宋明理学对先秦儒家的“义利之辩”进行歪曲，主张“重义轻利”、“贵义贱利”，但中国传统道德的基本精神是主张在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发生矛盾冲突时，应以义为重，以国家、民族之大义为先，牺牲个人的私利。

今天，要把相对贫穷落后的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文明、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我们只有在全民族中发扬“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崇高爱国主义精神，倡导重视整体利益，把国家、民族的繁荣进步、社会的发展、人民的幸福放在个人利益、个人享受之上，才能提高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增强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只有发扬重视整体利益的道德精神，发挥道义的巨大力量，才能帮助人们克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斤斤计较个人私利、见利忘义，“一切向钱看”的倾向，自觉关心他人、集体、国家的利益，鼓励“先富”带“后富”，“先发展”带“后发展，走“共同富裕”的民族振兴之路。

2，在中国的传统伦理道德中，以儒家为代表的“仁爱”思想，是一种对于协调人际关系具有积极意义的重要道德精神。“仁爱”既是一种人际关系的道德准则，又是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的重要道德智慧。孔子说，仁者“爱人”，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卫灵公》）。“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要做到“仁”,就应当做到“恭”、“宽”、“信”、“敏”、“惠”。我们知道，所谓道德即是要求人们在考虑自身利益的同时，考虑到他人与社会的利益。中国传统的“仁爱”思想，即是要求人们替别人着想，同情人，敬重人，相信人，关心人，帮助人，待人以诚，施人以惠。这是一种十分可贵的道德精神。尽管在存在阶级对立的情况下，普遍的“人类之爱”只是一种美好的幻想，但是，人类的“仁爱”精神作为一种积极的、健康的道德信念，在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历史长河中，起着协调人际关系、缓和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秩序稳定的积极作用。

3，中国传统道德历来十分重视人伦关系的道德价值,强调每个人在人伦关系中的应有道德义务.《尚书》提出“五教”，即“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孟子提出“五伦”，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礼记·礼运》主张“十义”，即“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贞、长惠、幼顺、君仁、臣忠”。这些都从不同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角度，规定了每个人为维护良好的人伦关系应当遵守的基本道德准则。传统人伦关系中维护封建等级关系的糟粕无疑应当予以批判和剔除，但其中包含的有益因素，只要能赋予符合时代要求的崭新涵义，对于改善当今家庭与社会的人伦关系，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仍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中这种鼓励人们追求高尚的精神境界，向往理想道德人格的思想，在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中，仍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在传统走向现代的社会转型过程中，有些人视道德精神为草芥，私心膨胀，物欲横流，在“一切向钱看”的歪风中成为利欲熏心、丧失人格、国格的势利小人。理想道德人格是国民道德精神的一面镜子。一个国家的民众的普遍道德精神面貌，直接决定着一个国家精神文明的今天和明天。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和精神文明建设，正呼唤我们在继承中国传统道德宝贵遗产的基础上，在现实生活中提高民众的社会主义道德精神境界，重新确立新型的具有现代思想特征的理想道德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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